我们正在经历全球信任危机的阵痛。只有十分之二的美国人表示，他们认为政府“总是”或者“大多数情况”会做正确的事情。

事实上，来自28个国家的大多数人称，在看到确切证据之前，他们默认政府是不可信的，在许多民主国家，只有不到一半的公民信任本国政府。

对某些社会群体和边缘人口而言，信任危机并不新鲜，然而危机的扩散却代表了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这种趋势源于日益加剧的社会分裂、前所未见的全球挑战和肆意传播的虚假信息。

虽然我是一名乐天派，并且一直是科技的拥护者，但科技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然而，科技也可以帮助解决信任危机。

两种悲观但似乎合理的路径

如今，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许多国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精英阶层的有罪不罚，动摇了人们对现行制度的信任。“快速行动、打破陈规”的心态和滥用技术进行牟利（压制），加深了这种不信任，甚至引发了政治暴力。虚假信息泛滥，在28个国家超过四分之三的民众说，他们担心虚假新闻被武器化。与此同时，新冠疫情、战争、通胀、气候变化、网络攻击、种族主义和日益严重的威权主义等诸多全球危机，让人们对未来感到担忧。

如果无法处理科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信任就会进一步恶化。在第一种情境下，传统政治制度由于无法解决现有危机而持续衰弱，并且科技加快了现有制度崩溃的速度。

第二种可能是，现有制度继续有效运行，但却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为代价。政府掌控了由大型集中式网络主导的科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被严密监控，人权受到压制。监控技术的轻松普及，使数字威权主义不断传播。

是否有更好的路径？我认为更好的途径确实存在，但它需要企业密切关注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是商业繁荣的关键

雷切尔·博茨曼将信任定义为“对陌生的人、事、物感到放心的关系”。

在传统社会，信任基于私人关系，始于家庭和部落。超出这些限制，信任度会降低。委内瑞拉是低信任度社会的许多例子之一。委内瑞拉的商业环境因为腐败和制度缺陷而持续恶化。如今，在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格斯，交易谈判或完成交易耗时漫长，成本高昂，困难重重。

繁荣的现代社会需要具有高信任度。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表示，经济成功的关键在于“自发社交性”，即建立新关系和合作的意愿。在信任度高的社会，你相信出租车司机能够将你送到目的地，或者卖方会履行财产合同。这些社交规范有助于社会高效运行，降低经商成本，并且从长远来看，非常有助于创业和企业发展。

开创美好未来的路径

为了改变当前的轨迹，我们需要利用科技和更明智的治理重建信任。仅靠科技的自我修复或单纯依靠监管措施，都无法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也不能等待分布式个人网络从自上而下的集中式系统中夺回科技的控制权。相反，我们需要更好的平衡各种方法，包括开展公私合作。

对企业而言，专注于如何运用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信任依旧重要，但我们也需要关注社会信任。企业了解自身行动较深层次的动力，关注外部的信任度，就可以做出更好的决策，并且有助于修复社会信任。

当人们认为政府能够言出必行并且做正确的事情时，就可以建立信任。

虽然我们很难避免最新争议的干扰，但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完善现有制度，而不是只看问题。我们能够从全球与数字民主有关的倡议中获得启发。当人们感觉游戏规则清晰、公平和执行得力时，他们就更有可能相信游戏结果。

在混乱和危险的时期，首先我们需要将信任作为一种共同价值观，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技术创新。（财富中文网）

本文作者彼得·施瓦茨（Peter Schwartz）现任赛富时（Salesforce）的首席未来官和负责战略规划的高级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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